2020年以来,邢台市以市域社会治理第一期国家试点市创建为抓手,在河北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省委政法委具体指导下,突出抓好“德治教化”和“自治强基”两项重点工作,特别是以“南和实践”为标志推出了“德治教化”的全国性亮点品牌。2022年7月,课题组对“南和实践”进行了深入调查,听取了区政法委书记对总体状况的介绍,两次实地考察了典型样本河郭镇赵牌村和三思镇南韩村,对村支书进行了访谈,以街头询问和入户访谈的方式在村民中开展了调查。调查显示“五德共治”在提升村民道德素质方面有较好的作用,建议在坚持原有模式基础上通过改进加以推广。

“五德共治”德治教化模式的主要经验:

一、聚焦“五德共治”,夯实德治教化的基础。一是“道德红黑榜晒德”。南和区218个村都设立了“道德红黑榜”,通过“推荐-投票-展示-宣传-舆论监督”等五个步骤决定上榜内容,然后进行展示宣传,发挥“红榜”的激励示范作用和“黑榜”的批评教育作用;二是“道德模范树德”。截至2022年7月,全区共评选出各级各类道德模范5000余名,成为“德治教化”的中坚力量;三是“道德讲堂弘德”。截至2022年7月,全区218个村普遍建立了村级“道德讲堂”,组建宣讲队伍43支,轮流宣讲543场;四是“道德档案载德”。按照“申报—评比—公示”的环节,将居民的道德表现载入“道德档案”,根据积分进行奖惩和帮扶工作;五是“道德积分惠德”。以家庭为单位建立“道德积分”账户,将村民道德行为以积分形式存入道德积分,村民凭道德积分兑换相应等价的生活用品。

二、打造“公共空间”,弘扬孝道文化和家国情怀。河郭镇赵牌村以明代孝子赵进“孝母圣旨碑”为中心,创建“德治公园”,周围建设了“赵进事迹文化墙”和“孝贤文化一条街”,打造了“孝文化名片”,同时开展孝亲评选和老人节“饺子宴”等敬老活动。另外,赵牌和南韩等村庄还建立村史馆,讲述村庄故事,建构村民“集体记忆”,塑造村民社区和国家认同,发挥史学治世育人的功能。

三、传承民俗“抬黄杠”,激发“礼治”新活力。大型民俗“抬黄杠”是河北省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传统的周期性文化和民间仪式,其本质上是传统中国“礼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千年社火抬黄杠”每年春节举办,三里五乡的社会群体通过“黄杠”这种象征符号,进行社会互动交流,在更大范围推动了农村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形成,增进了社会和谐与乡风文明。

总之,“南和实践”在德治资源的利用上,既注重弘扬传统的孝道文化,又发掘本土的历史文化,还传承悠久的民俗文化。“南和实践”以“五德共治”为核心,以村史馆、德治公园和民俗文化活动为辅助,基本形成了德治教化“基层微治理”的综合模式。从推行效果来看,南和区道德文化“软实力”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近年来南和区荣获国家级园林城和卫生城、河北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县等多项桂冠;涌现出“全国最美家庭”白茹云、“河北好人”魏海金等一批先进模范人物。2021年,全区信访量同比下降60%以上,34件信访积案全部得到化解,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发案率分别同比下降35%和40%以上。

关于推广“五德共治”德治教化模式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五德共治”内容

一是扩展红黑榜晒德覆盖面。应更加注重发布的形式和周期,定期表彰日常生活中的美德善行,形成“小德川流”的风气;不仅在社区核心位置设立“主榜”,在其它重要位置同时设立通版小号“副榜”,扩展宣传覆盖面;

二是增强“重点树”和“口号动员”树德作用。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榜样示范和口号动员的作用,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均如此,其重要的经验是“重点树”和“动员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如果榜样过多则其示范性易致分散化和廉价化,因此应注意处理好“重点树”与“全面建”的关系,以“重点树”激励道德高标,以“全面建”激发社会正能量,尤其要注重前者。在榜样塑造和传播中,增强“口号动员”的力量,比如“‘豆腐西施’郄丽敏”的口号源于民间自发,就是一个很好的“善意外号”,具有强大的动员力和传播力,发起该类口号时应当抓住榜样人物最典型的道德特征加以拟定;

三是扩大道德讲堂讲师队伍。扩大“讲道者”队伍领域和范围,发动民间道德模范、公益慈善机构、优秀领导干部和学界中人等共同参与到“弘德”行动中;

四是丰富道德积分惠德形式。道德积分的本质是用功利化手段推进美德建设,目前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可期前景,可适度强化道德积分功利激励,但应避免走向功利化。更具可行性和科学性的方式包括:增强上级领导公开表彰,“赵进孝母圣旨碑”即为古代社会领导表彰的典型形式;拓展社会福利奖励,积分除了兑换生活用品之外,可以链接更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资源,通过在旅游、观影、乘坐公交车等方面的优惠措施激发道德行为荣誉感;典型美德事迹写入村史,“一字之褒,荣于华衮”,史学具有治世育人的功能,写入村史亦为表彰;发挥融媒体传播等形式的宣传激励作用。

二、进一步发挥“自治强基”制度保障作用。

比较道德积分和道德红黑榜在赵牌村和南韩村的群众基础和运行状况,前者好于后者,同时,群众对村支书或“新乡贤”的认可度也出现同样的差异性。两地同为“富人”治村,富人作为“新乡贤”往往比较有商业头脑和较强的协商精神,理论上亦有利于带领村民实现共同富裕。导致上述差异的最重要变量是家族力量的影响。乡土社会的特色是“血缘根基”,家族或宗族势力影响乡村治理本属常态,其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并非意味着必然不好。关键在于对家族力量的引领、规范和监督,不管是“一家独大”还是“多族竞争”,乡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产生与运行均须纳入自治与法治轨道,接受村民监督。故村支书的人选和产生机制对乡村社会治理绩效具有重大影响,应在上级党委的指导下,通过法定程序切实把德才兼备的人才选聘到村支书岗位上。因此,“德治教化”必须有“自治强基”的强大支撑和制度保障,“依法治理”和“自治强基”重于“德治教化”。

三、进一步强化“文化空间”价值引领功能。

村史馆已经初步发挥了塑造认同、留住乡愁、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但存在“厚古薄今”的不足,应继续丰富和完善。一是在村党支部领导下,由乡贤和村民代表通过充分征求意见、民主讨论的程序决定选入的事迹和人物,增强现当代史的叙事,在村史馆的建设中凝聚价值共识;二是坚持党的领导、村民主导、专家指导相结合的原则,适时选择具备条件的村庄编写村史,以村史贯通古今之变,记载革命业绩,历述改革成就,表彰“社区英雄”,凝聚社区认同,传承家国情怀;三是完善德治公园的设施,在此开展道德宣讲、模范表彰、节庆活动、“美丽庭院”建设经验交流会等德治相关活动,打造“道德高地”;四是注重对优秀民俗文化活动的报道和支持,更好发挥其睦乡邻促和谐的功能。

四、进一步壮大“产业富民”经济基础。

两村均已实现土地流转,青壮年普遍外出打工。土地用于中药材种植,拉动了留守妇女和老人的就业,增加了村民的收入。问题是企业对本地劳动力的吸收很少,甚至因担心不好管理而不愿意雇佣本地人。“仓廪实而知礼节”,产业富民仍是增强德治教化成效和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农村在产业引进中,今后可以更加注重“就业优先”的导向,更加注重本地新兴产业的“孵化”,更加注重吸引本地人才回乡创业政策的制定,更好地实施“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模式,更好地创建“留住乡愁留住人”的宜居模式,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总要求。

 （本文转载自光明网）

（编辑：娴樱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