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淅淅沥沥，滴答滴答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一大早，老家隔壁的大娘打电话来：“鸿杨，下了这么些天的雨，板上积了水，屋里好像漏雨了，是不是回来侍弄哈？”

　　哦，我突然记起，家乡的老屋，几年没有翻修，漏水了。于是，携妻带崽赶上早上开往老家的“幸福农村小康车”，急急忙忙往老家赶。

　　老屋庭院的阶阳上，院坝石板的缝隙间，不知名的野草蓬勃生长，幸得大女儿去年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凤仙花的种子撒在庭院，正赶上开花，草丛中花团锦簇，萧条的味道也散了几分。院边上那棵老橙子树，负重地托起结得很多的稀饭橙，由于缺少了主人的青睐，一个个橙子长得不是那么大，让我不由得想起在家时候的金秋八月，一个个黄灿灿灯笼似的橙子挂满枝头，那酸酸的甜甜的味道像小米粥那样软和。老橙树的对面，一排老屋肃然的排列着，一边是三间一层的砖混结构的平房，一边是木瓦结构的一间老屋，两边是吊脚楼厢房，古色古香。

　　妻子和女儿挥舞镰刀整理着院里的杂草，而我伫立墙角，思绪已随着屡屡乡愁回到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儿时的老屋

　　原先的老屋没有平房，是撮箕口式的老式建筑，一排四列三间的木瓦房，中间做堂屋，堂屋前面是吞口，后面供着本家列祖列宗的神位，两边住人。两头紧靠着正房排列着吊脚楼厢房。

　　那些年，就这几间房，住着三户人家近二十个人——堂屋右边的正房里，住着堂二公杨昌忠家，二公在七几年时是稳坪镇信用社的负责人，由于病魔的无情，三十多岁就早逝了，留下二奶奶年纪轻轻硬是没外嫁而一手拉扯咪爹、大嬢和三嬢长大成人。堂屋右边的厢房里，住着堂大公杨昌廷家，大公是一个教书先生。大奶奶早逝，大公续了一门亲，两个奶奶帮他生了八个儿女，虽然负担重，但是凭工资吃饭的大公，加上家中的农业生产收入，日子也还不错。堂屋左边的正房就住着我家，父亲曾经外出务工混到了一门好差事，专门帮省政府一省长送信。

　　这就是我儿时的老屋。这么多人，住在这个老屋里，不免显得有些拥挤。大人们住了主房，我们小孩子些就上两边厢房的二楼，放两条高板凳，搭上几块薄木板，撒些谷草，铺上被褥就成了我们的床铺。厢房的下面一层隔成几个小块，就成了几家喂养年猪的圈舍。由于环境的恶劣，我们小孩常常不好受，夏天气温高，蚊虫从下面的圈舍窜上来，嗡嗡嗡嗡的吵得不可开交，趁我们不注意，叮住我们柔嫩的皮肤，欺负得我们无法入睡。冬天天气冷，周围比较敞，冷风随便就进来了，我们蜷缩在被窝里，也常常难以入眠。好在大家对生活充满憧憬，克服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夏天的晚上，我们在院子里藏猫猫数星星，玩得疲倦了，忽略了蚊虫的叮咬，一觉睡到大天亮。冬天的夜晚，几姊妹几嬢甥围坐在火坑边，天南地北闲聊的同时，把红薯或者土豆放在火塘里做宵夜。人拥挤了，吃穿住行都有些磕绊，那时候没有像现在的无公害卫生厕所，在记忆中，每天早上都是厢房大公第一个起床上厕所，他由于年纪大了行走不方便，常常是走到圈舍门前进不得圈舍就小便，常常遭到大奶奶的嗔怪：“再老也要注意形象，小的们看到不好”，不过，大家也很默契，每天早上上厕所，都无声无形地排着队；中饭时间，各家各户饭菜香，小孩子挨家挨户地跑，看到哪家饭菜可口，就赖着不走了，硬要蹭上一顿才肯离开，久而久之，我和院里的幺叔年纪最小，被大人们戏称为“守嘴狗”（守人家饭吃的狗）。

　　老屋的变迁

　　斗转星移，人事变迁。大人们老的老去，孩子们长大成人。首先是二公们大嬢外嫁，三嬢考上了铜仁师范学院——那是当时整个寨上唯一一个女生上了大学，一家人高兴了好些天，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县城，咪爹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把二奶奶也接到县城一起住。然后是大公家的幺叔中专毕业也在外面成家把大公们也接出去了，嬢嬢们姐姐们都外嫁成了家。最后是我的大哥和二哥也考上学校参加了工作在外定居。很自然，老屋快空了，只剩下我和我的父母在家坚守。那时候我也成了家，在邻近的乡村小学代课。一年到头，进出的人少了，不免有些孤独，好在逢年过节，大家还是要回来的。每逢过节，在外的一家人都很客气，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家过年，还给小孩发红包，家里就要闹热好几天。

　　其时寨子上没有考上学校的青年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南下广东、浙江一带打工赚钱，并且都挣到了钱，回家修起了小洋房，生活逐渐美滋滋起来。而我呢，没有机会或者说没有能力外出，原因很简单，父母都老了无人照顾，不适合外出，其实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家乡的小学没有教师，山里的娃儿几十双求知的眼睛对我有着莫大的期待。所以我一直在家除了带着孩子们背诵“九九还归八十一”等功课外，就协助妻子侍弄那一家人丢弃在家里的责任地。这时候，真苦了父母和妻子，是他们日出而作日没而归躬耕与南阳，我只能一旁协助，因为山里娃的未来也是耽搁不起的。

　　看着寨子上的房屋一栋栋雨后春笋般的耸起来，我的心很是不平衡：为什么我就没有这个能力呢？

　　于是一家人更加努力，种大片的辣椒，种大片的油菜，种大片的玉米，喂好几头肥猪，养大大的耕牛，这些东西都置换成钱，加之学校多少收些学生的学费，就多少有了点结余，我的人生中也就第一次有了改变老屋的打算。

　　我把二公家的空屋买了过来做退居的住所，拆掉了原先自家居住的老屋，加上一旁空着的地基就划定了农村那时候盛行的“老三间”宅基地。

　　石头是要一个一个运回家中的，并且数量还不少，制砖筑基础打板加上其他附属工程的砂石，一栋三间一楼的房子，也就在一百方石头左右，一方石头三千六百斤，算下来就要把三十六万斤石头从石山上运到距离六百米的家中，更气人的是全是上坡。水泥也是一个老大难，那时候公路也还在寨子的那一边，几百包水泥也要从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背回。现在回想起来，寨子上的“留守娘子军”真厉害，男人们大多都外出务工了，留守在家的女人开山取石，请人放炮，备好了石料。全寨妇女一起动，今天帮你家背，明天帮我家背，后天帮他家背。妇女们每人背上一个竹篓，竹篓下面垫上一些草，石头或水泥就放在草上面，一个接一个嘻嘻哈哈回转在山间路上也别有一番风景。我家的石头和水泥也是这帮“留守娘子军”运回去的，当然，妻子虽然不留守，却也是这娘子军中的一员。

　　接下来制砖筑基础砌砖等工序就是自家请师傅了，一家人也忙得不可开交，准备师傅三茶三饭的生活，备好师傅随时需要的家什。时年正遇上女儿的出生，妻子背着女儿忙得弄不清头绪，年老的母亲心疼，也就每天早早起来帮助忙厨房里的事，让我至今感到内疚的是，有天早上母亲去抱柴没有踩稳，摔了一跤，睡了好些天。

　　新房子在一家人的努力和娘子军们的帮助下，终于修起了，当然除了用完家中的结余，还欠了一屁股债务。

　　老屋的牵挂

　　四年前，七十七岁的母亲劳累了一辈子，把万恶的病魔揽在了身上。母亲患的是冠心病最严重的一级，之前先后两次住进德江县人民医院内科，但都只能是输上氧气，配上心电图和脑电图，以观病情转化，只要病情稍稍稳住，院方就劝我们出院，其实医生不说我们也清楚：母亲的病是无法治愈的，用医生的话说，就是人老了，一般不便开刀做手术医治心脏，再说老人家已近80高龄，要回去也是人生轮回的必经之路。医生还有一句没有说的话，即就是在医院无法治愈的情况下，把老人家转回家里，就是有那么一回事，也对“叶落归根”这个说法有个交代。就这样，我们把母亲弄回了家。先前母亲没有病的时候，她和父亲执意要住在我们留下的那一间老木房里，说那木屋住起暖和，接地气。

　　其实我知道母亲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对老屋的感情，就好像和父亲的感情一样，一路走来，不离不弃。临了，母亲的病已经达到了晚期，看来就要和我们分手了，那时候母亲已经不能说话，得到母亲的默许，我们把母亲的病床搬到了我和妻子修建的平房里，因为那毕竟是新房，让母亲享受了我们的劳动成果才到的那一边去。那些日子，哥哥们姐姐们都从外面赶回来，给母亲买来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可惜，那只能是尽到我们小的们的一番心意，其时母亲已经不能进食。从苦难的岁月一路走来的母亲，吃树根、食蕨粑、喝玉米糊，把大集体食堂分到的那一羹米饭份子倒到了自己孩子的碗里，自己却饿着肚子上山挣工分的母亲，饱尝了艰苦岁月的风霜雨雪，看着桌子上大包小包高级的营养品，只是眯缝着眼睛摇了摇头。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那是母亲与世长辞的日子——

　　那天，大约是晚上九点左右，给母亲输液的“赤脚医生”还没来得及拔掉针管，母亲的手就陡然垂了下来，和我们永别了。现在我时常回忆起母亲生前最放心不下的两个牵挂，一个是我除了种田，没有固定的职业，家庭负担重。一个是大姐身体差，经常生病。母亲的去世，一家人伤心了好些天，伤心之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来帮忙，我们把母亲“老屋”安置在老屋对面的山上，母亲就这样长眠在老屋的对面。

　　母亲过世的第一个春天，赶上国家扶持西部教育的大好形势，我赶上了代课教师转正的最末一班车，有幸成了事业编制的一名持有教师资格证的正式教师。由于多年来喜欢文字，对习作酷为爱好，镇里的领导把我调到了党政办公室帮助整理资料，妻子因为身体不好，就与我一起来到了镇里。一直租住在别家的房子里有时候感觉也不是滋味，于是又在集镇上买了一块地基修了一个栖身之所，就这样，故乡的老屋，“老屋”里的母亲就成了我永久的牵挂——

作者简介：

杨旭( 1975.8-)，笔名杨东升，男，土家族，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贵州省青年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出生于贵州省德江县合兴镇，教过书，种过地，外出浙江务过工。出版《铺子湾那些事》和《决战桶井，我们在冲锋》新闻作品集，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情满乌江》和长篇小说《金菊花开》。编写微电影剧本《安永恩》和大型电影《攻坚队长》参与拍摄并成功上演。2019年获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奖和贵州新闻奖，2021年获第三届“最美德江人”称号，2022年所创作品获铜仁市政府文艺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责任编辑：秦非雨